1952年，河北遵化西铺村的23户农民凑不出一头完整的驴——他们只有四分之三的驴股。这群被嘲为“穷棒子”的人，却在一年后让粮食亩产翻了三倍，连毛主席都称赞他们是“整个国家的形象”。然而，这个从放牛娃逆袭成中央委员的王国藩，晚年为何突然跌落神坛？当政治风云遇上农民实干家，究竟是谁利用了谁？
“穷棒子社”的招牌刚挂起来时，村里富户的嘲笑声能掀翻房顶。23户社员全是被救济粮养活的“吊车尾”，连记账都得用玉米皮。但王国藩偏要带着这群人钻深山、睡草棚，用砍柴换来的钱买回一头瘸腿驴。更戏剧性的是，1953年秋收，他们的玉米亩产125公斤，比单干户多出两倍不止。北京来的记者瞪大眼睛：“这穷山沟里藏了聚宝盆？”
毛主席在《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》中亲自为王国藩点赞，可文件墨迹未干，村里就炸了锅。老会计王荣蹲在新盖的瓦房前嘀咕：“当初笑我们‘驴股社’的人，现在咋都抢着入伙？”而县里干部却皱眉头：“这合作社到底是真先进，还是搞特殊化？”
1957年王国藩第一次进京见毛主席，回来时兜里揣着“全国劳模”奖状。周总理两次到他家做客，发现十年过去，那张咯吱响的长板凳居然还没换。但风光的背后，西铺村的账本悄悄变了味——有人开始用“王国藩”三个字批条子，从化肥指标到招工名额，连公社电影队来放片都得先过问他。
村民张大山记得清楚：“王书记以前帮我家赎地，后来连我儿子当兵都得给他送烟酒。”与此同时，省城来的吉普车越来越频繁，有次甚至拉走半车核桃说是“给领导尝鲜”。公社喇叭里天天喊“学西铺”，可邻村的人撇嘴：“他们社的拖拉机烧的油，够我们用半年！”
1972年周总理最后一次到西铺，发现王国藩的棉袄肘子磨得发亮，却给公社置办了全县第一台电视机。表面看，暗流早已涌动：省里工作组收到举报信，指控合作社虚报产量，还有人挪用扶贫款修“参观专用路”。更蹊跷的是，当年那些哭着要入社的富户，突然集体要求退社单干。
反对派趁机发难：“毛主席树典型的社，现在搞成独立王国？”而老社员王荣蹲在田埂上抽烟：“早些年饿肚子，现在吃饱了倒开始咬自己人。”王国藩在社员大会上拍桌子：“谁觉得我贪了，现在就查账！”可账本刚搬出来，县里突然通知他去党校“进修”。
1978年全国整顿，一纸文件把王国藩从中央委员撸回农民。更劲爆的是，调查组公布：西铺村三年间多领了18万斤返销粮，所谓“亩产千斤”是把20亩地的产量算成10亩。当年写报道的记者跳出来揭发：“他们往粮仓底下垫木板，堆一层粮撒一层糠！”
但反转接踵而至——村民联名上书：“多领的粮全让县里拉去搞接待了！”曾被王国藩拒绝“走后门”的公社书记，此刻成了主要举报人。最讽刺的是，那头传奇的“四分之三驴”早被做成标本摆在村史馆，说明牌上却写着：“集体主义精神的象征”。
1980年，摘了官帽的王国藩蹲在自家菜园里育苗。县里新来的年轻干部指着他教育群众：“这就是搞个人崇拜的下场！”可到了夜里，总有人偷偷往他院里塞鸡蛋。当年退社的富户李满囤，现在开着拖拉机经过他家总要喊一嗓子老社长，问他育苗的诀窍。
更荒诞的是，西铺村因为“政治污点”失去所有补贴，连“学大寨”的锦旗都被收走。村民自嘲：“以前是假先进，现在真落后。”而三百里外的盘美英——另一位被罢免的“农民政治家”，正躲在深山里养土蜂，她说：“当年要不是他们让我当典型，我早把养蜂场办起来了。”
有人说王国藩是“被权力腐蚀的老实人”，可当年让他进中央开会时，怎么没人嫌他文化低？骂他虚报产量的人，当初不正是靠这些数字升了官？最魔幻的是，当官时他穿补丁衣服被夸朴素，下台后同样的打扮就成了“装可怜”。到底是谁在“利用”谁？恐怕连那头四分三的驴都想不通。
现在网上有人把王国藩捧成“悲情英雄”，说他只是时代牺牲品；也有人骂他是“骗子鼻祖”，该永久钉在耻辱柱上。可如果当年您饿得啃树皮时，有人带您种出余粮赎回家里的地——您会在他落难时吐口水，还是偷偷塞两个红薯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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