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闻玉梅，已近九十高龄，却依然精神焕发，步履矫健。她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特别的画作：在茫茫的雪地里，几朵红梅傲然绽放，那正是她的堂兄闻一多先生之子闻立鹏特意为她绘制的作品。闻玉梅常说：“那梅花纯白如玉，火红似火，就像我人生的追求。”即便年事已高，她依然活跃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，坚守着初心。“我永远铭记自己是国家人才培养的对象。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，我都不会放弃追求。只要我还健在，思维清晰，我必将继续未完成的科研，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”
1930年，一对年轻夫妇双双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，携手回到了祖国。丈夫闻亦传是闻一多先生的堂兄，回国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；妻子桂质良则专注于儿童心理卫生和精神病学研究，是我国首位女性精神病学专家。1934年1月的寒冬，梅花如约盛开，他们迎来了第二个女儿，取名闻玉梅。家中两个女儿健康成长，小家庭洋溢着幸福与欢笑。然而命运无情，闻亦传因肺结核英年早逝，年仅五岁的闻玉梅便经历了失去父亲的痛苦。
两年后，闻玉梅跟随母亲来到上海。为了给孩子们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，桂质良兼职多份工作，日夜奔波劳累。尽管如此，她依旧忧国忧民，利用业余时间用英文撰写了《我们的孩子及其问题》一书，表达对社会的关切。母亲是闻玉梅童年时最崇拜的榜样。
九岁那年，闻玉梅进入一所教会中学读书，那里她总觉得格格不入。衣服大多是姐姐穿旧的，假期时同学们都乘车回家，而她只能挤电车回家。那时她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：“我的成绩一定要比他们好！”母亲工作繁忙，陪伴她的时间很少，书籍成了她最好的伙伴。母亲的影响让她从小便对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。读到白求恩的故事后，她立下志愿：“医学能够直接帮助人们解除痛苦，我将来一定要从事这项有意义的事业。”她的另一位偶像是居里夫人，科学家的爱国精神深深打动了她。从此，她的内心燃起了希望的火焰，家族传承的精神在她血脉中静静流淌。
展开剩余79%1951年，闻玉梅考入上海医学院。一次临床实习经历却让她心情沉重。那时，她遇到了一位怀有二胎的心脏病孕妇。尽管医护人员尽了最大努力，但母子终未能保住生命。目睹生命的陨落，闻玉梅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无助，连续数日泪流不止。母亲忧心忡忡地劝她：“你太情绪化了，缺乏冷静和理性，怎么能成为一名好医生？”经过深思熟虑，闻玉梅决定放弃临床工作，转向基础研究，希望从根源解决医学难题。
正当她意气风发准备继续深造时，噩耗传来——母亲突然病逝。悲痛之余，闻玉梅一度想放弃学业，转为助教谋生。关键时刻，姐姐鼓励她：“你热爱读书，无论多难，我们一起扛过去！”给她带来温暖和力量的，还有她的恋人宁寿葆。两人于大学校园相识，医学院的文艺活动中，她弹钢琴，他拉小提琴，慢慢谱写出属于他们的爱情旋律。
1956年，闻玉梅考取上海第一医学院微生物学研究生，导师锁定著名教授林飞卿。可当年林教授只招收俄语专业的学生，为了不浪费人才，她将闻玉梅推荐给了上海第二医学院的余教授。那段时间，宁寿葆常从儿科医院匆匆赶来探望她，偷偷塞给她食堂的饭票和菜票，关怀无微不至。
一年后，闻玉梅回到上海医学院担任助教，与林飞卿的师徒缘分得以延续。林教授对她严格要求，做实验时哪怕胳膊稍微抬高一点就要重做，血清稀释时要求每管混匀三次，绝不能多也不能少。三年磨一剑，林教授满意地说：“该换导师了！”在其推荐下，闻玉梅赴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进修，师从微生物学家谢少文教授。谢教授无子，将闻玉梅视如己出，悉心鼓励。她做报告时显得紧张，他轻声安慰：“别怕，我坐你旁边，先让你答，不会的我帮你。”
在三位免疫学大师的指导下，闻玉梅迅速崭露头角。可惜政治风暴打断了她的研究多年。1974年，一纸通知让她重拾希望：“你可以开始肝炎研究了！”当时中国是“乙肝大国”，病毒携带率高达10%，甚至她自己班上学生也有7%。这些数字让她下定决心，申请到防疫站学习，从此与乙肝研究结下了深厚的缘分。
改革开放后，国门逐渐打开。1980年，闻玉梅通过出国进修考试。别人多选长时间项目，她却选择了肝炎研究的三个月短期课程。朋友们觉得可惜，她坚定回应：“我选的是肝炎，不是时间长短！”初到伦敦大学，她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，面对先进设备和技术一时难以适应，感叹差距之大。但她刻苦学习，生活极为节俭，食物只买最便宜的，娱乐活动几乎没有，参观伦敦桥的四英镑门票也舍不得花。三个月学成归国，不仅发表论文，还用省下的钱购置了低温冰箱和幻灯机，这两件设备运回国费用高达90英镑。
她在讲台和实验室里反复强调：“我们一定要摘掉‘肝病大国’的帽子！”1981年，想赴美进修时，已是微生物教研室主任的她被学校难以放行。恩师林飞卿年逾七旬，毅然请缨：“闻玉梅有潜力，这一年主任我来做，她一定要出去！”赴美后，她接触分子病毒学新领域，但实验室认为她不适合高端科研，建议她从事细胞学。闻玉梅不服，报夜校补习，选择学分制课程，必须通过考试，年届47岁的她，白天工作，晚上学习。
考试中，她以黑马姿态让同事刮目相看。远隔重洋，她感激国家的培养，“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国家对年轻人的期望，这不仅是金钱投资，更是情感和信任。”两次进修后，她看清差距，回国即搭建进修桥梁，选派学生出国学习，并倡议成立中国首个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，立志“造巢引凤”。
长期研究中，她一直思考：未感染者可用疫苗预防，已感染者是否能开发治疗性疫苗，通过增强自身免疫力控制病毒？国家“863”计划推出后，她及时递交申请。1987年，治疗性乙肝疫苗研究正式启动，因无先例，步履维艰。国内缺乏动物模型，国外实验鼠又禁止进口，她几次求助无果。关键时刻，香港一位教授帮助将小鼠进口香港，使她得以“曲线救国”。
路途漫长艰难，但师长们支持不断。1991年，88岁的谢少文教授将协和医科大学赠予他的玉石奔马赠与闻玉梅，赞扬她勤奋刻苦，期望她继续推动中国微生物学事业。林飞卿教授赠送她一把镀金钥匙，寄托“继续开启微生物与免疫学宝库”的厚望。在老师们的激励下，治疗性乙肝疫苗终于诞生。
首次临床试验时，闻玉梅主动报名做志愿者，“我对自己的研究有信心，但不能让别人冒风险。”数周后安全无虞，团队取得阶段性成果。1995年，她在国际权威杂志《柳叶刀》发表论文，首次提出治疗性疫苗的概念，被誉为“治疗性疫苗的先驱者之一”。
科研之路虽漫长，她步履稳健。实验室里一本特别的册子，收藏了无数乙肝患者的来信，记录着他们的痛苦、焦虑与期盼。闻玉梅称之为“人民的期望与重托”。二十余年辛苦耕耘，2009年治疗性乙肝疫苗进入三期临床试验。
她感慨道：“虽道路坎坷，但只要目标明确，我永远不会停下脚步。”耄耋之年，闻玉梅的日程依旧满满当当。“我无法与美国同龄人竞争，但我坚信我的学生能做到！”望着一批批学生成为领域翘楚，她心中无比欣慰。实验室研究依旧紧锣密鼓，尽管临近成功，乙肝治愈仍是全球医学难题。
为了实现这个梦想，闻玉梅说：“我绝不放弃，仍将继续努力。”在攻坚乙肝的道路上，她就像那枝红梅，迎雪傲霜，坚韧不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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